2022年以来配资平台公司，美国一手扶持乌克兰、一手对俄实施空前制裁，结果逼得欧洲与俄能源几十年的耦合被硬生生扯断，欧洲电价与气价一度飞涨、工业成本抬升、企业加速外迁，而美国液化天然气趁机大举抢占市场；到2026年初，这场“欧洲再武装”与能源重构的大戏仍未落幕，欧洲内部却在安全焦虑与经济焦虑之间来回拉扯。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发起多轮芯片与高端设备出口管制，试图锁死对方向高端产业链攀升，却推动中国加速在稀土与关键材料上推出反制，并在2025年一度出现“关税换矿产”的局部休战，看上去更像是双方在互相试探底线，而不是某一边单方面碾压。
为什么同样那一套对苏联和欧洲多次奏效的打法，遇到中国时显得既猛烈又别扭，说得上是屡屡“崴脚”，这是理解今天大国格局的关键一环。
01
先看最显眼的一盘棋：欧洲。
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把安全边界不断向东推，1999年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2004年又吸纳波罗的海三国与多国，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承诺格鲁吉亚与乌克兰“未来加入”，在莫斯科眼中几乎是把“红线”踩在脚下。
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扩张是美国后冷战大战略的核心一环，在把苏东地区拉入西方体系的同时，也在地缘上持续挤压俄罗斯空间。
早在1990年代，就有政策界人士警告，这种扩张长远来看会埋下俄与西方对抗的种子，但在美国视角里，一个被动、虚弱而内卷的俄罗斯，并不妨碍欧洲继续充当自己安全体系中最听话的“次级核心”。
对欧洲，美国这套“安全依赖+经济抽水”的搭配，打了几十年。
1999年欧元启动，很快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这在华盛顿多少被视为一种隐忧。
然而欧元区内部结构失衡、财政纪律分散、政治决策碎片化，使其难以像美元那样真正形成全球性的“安全金融货币三位一体”。
欧洲议会2025年的研究指出，美元在国际支付与储备中的份额依然远超欧元，即便美国债务与地缘冲突让许多国家开始讨论“去美元”，欧元要挑战美元的统治地位仍面临制度与政治上的硬伤。
在经贸上，欧美表面上是“价值观共同体”，实际上摩擦从未停歇。
波音与空客之间的补贴战，从2004年起在世界贸易组织互相打了十几年官司，美国一度对欧洲商品加征关税，直到2021年双方才宣布“停战五年”，把过去争端暂且压下来。
2018年，美国又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铁与铝材加征关税，欧盟在WTO提起申诉，并对美商品报复，直到2021年才勉强达成阶段性缓和协议。
最伤感情的，还是安全与信任层面的裂痕：2003年伊拉克战争，法德公开反对，德时任外长菲舍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质疑战争合法性，法国外长德维尔潘的反战演讲获得罕见掌声，北约内部一度陷入“决策瘫痪”，布鲁塞尔与华盛顿的关系被舆论形容为“跨大西洋离婚”的危机时刻。
2013年斯诺登事件曝光后，德国媒体爆出美国情报机构自2002年起可能长期监听默克尔手机，德国检方一度展开调查，最终虽因证据不足在法律上“无疾而终”，但在心理上，这被许多欧洲人视为冷战后对美信任的又一次重创。
到了俄乌战争，美国在安全议题上再一次扮演了“保护者”的角色，但也顺手把欧洲更深地绑在自己设定好的轨道上。
自2022年起，欧盟跟随美国对俄实施了十四轮大规模制裁，从金融体系到能源出口全方位施压。
欧盟迅速通过REPowerEU计划，正式宣布“尽快摆脱对俄化石能源依赖”，把供应来源转向美国液化天然气与可再生能源。
此前，俄欧之间已经形成了五十余年不断加密的能源合作网络，从冷战时期的首批长协合同到北溪管道，其特点是高度相互依赖：欧洲需要俄气维持工业与民生，俄国需要硬通货支撑预算。
现在，这个“最紧密互联的能源体系之一”被一招拆解，美国借机强化了自己作为欧洲能源供应方的位置。
在防务上，欧洲各国被迫大幅增加军费，推出“重整欧洲军备”等计划，通过欧盟联合采购与融资工具加快武装。
欧盟的民调显示，多数民众相信布鲁塞尔能在安全与防务上“干成点事”，这种对“欧洲自主防务”的期待，本质上也是对美国长期保护伞的一种微妙反思。
然而，从华盛顿的视角看，欧洲越是担心俄罗斯、越是依赖美国军火与情报，安全上就越难脱钩。
结果就是：欧洲在安全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为能源重构付出高额成本，在战略上却发现自己既难以摆脱对俄能源的历史惯性，又很难在对华问题上完全听命于美国——这种“被绑在别人的战车上”的感觉，正在悄悄改变欧洲精英与公众的思考方式。
02
要理解美国在老本行上的“游刃有余”，必须回到上世纪与苏联的那场长线对弈。
1980年代初，里根政府把冷战从“缓和”转为“推回”，公开提出以支持反苏游击战争的方式来削弱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后来被称为“里根主义”。
在阿富汗，美国通过巴基斯坦向圣战者提供资金与训练，最关键的一步是在1986年前后向其提供“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大幅削弱苏联空中优势，逼迫莫斯科付出越来越高昂的战争成本。
在军备竞赛上，里根1983年推出“战略防御倡议”（俗称“星球大战”），试图在太空部署多层导弹防御系统。
以苏联当时的科技与财政实力，要在对等轨道上跟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学界普遍认为，这在心理与财政上对苏联决策层形成强烈冲击，迫使他们把更多资源投入军工，而牺牲了民生与经济改革的空间。
另一条暗线，是油价。
苏联经济高度依赖石油与天然气出口换取硬货币，用来补贴东欧盟友和进口技术与粮食。
1980年代中期，在沙特大幅增产、全球供给增加的背景下，国际油价从高位暴跌，严重打击了苏联的出口收入。
有研究指出，油价下跌叠加长期低效、军事负担过重以及体制僵化，是苏联经济陷入停滞、最终走向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也就是说，美国在苏联问题上打的是一套组合拳：在外部通过代理人战争消耗其军事资源，在技术领域以“太空军备竞赛”放大其结构性劣势，在能源与金融上利用油价波动和贸易限制挤压其外汇来源。
与此同时，苏联自身内部存在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军工与民生投入严重失衡、腐败普遍、民族矛盾累积等问题，这使得外部压力更容易转化为内部危机。
当戈尔巴乔夫试图用“公开化”与“改革”来挽救局面时，却反而激活了被压抑的民族与政治诉求，最终导致联盟崩解。
从结果看，美国在苏联身上的确获得了一场“低成本胜利”：自己没有直接动兵，却通过间接手段和一个严重透支的对手，完成了冷战的终结。
但这也给后来的华盛顿决策层留下一种错觉：只要复制那一套——军备、制裁、联盟、技术封锁——就可以在任何潜在对手身上重演。
问题是，苏联是一个高度军事化、却经济结构脆弱、政治合法性日渐衰退的帝国，而中国，完全在另一个“游戏模式”里运行。
03
冷战后，美国对欧洲的操盘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安全上靠得住，经济上别太强。
北约的存在使得欧洲在防务问题上长期保持“依赖性”，防务开支在美国压力下时有提升，但整体上远低于美国自身，欧洲多数国家习惯于把“保护伞”外包给华盛顿。
俄乌战争爆发后，这种局面表面上被强化了：欧洲军费普遍提升，美国则通过军售与能源出口进一步深化了对欧经济渗透。
但与此同时，欧洲内部一直在挣扎“要不要成为一极”的战略命题。
法国从戴高乐时代就强调欧洲“战略自主”，近年来更公开主张欧洲必须成为一支“地缘政治力量”，而不是单纯的“市场”或“价值观伴随者”。
在美元与欧元的关系上，欧洲议会与智库的讨论一直在问：欧元有没有可能、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削弱美元的霸权？
结论往往比较谨慎——美元的储备份额依然接近60%，且背后有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法治环境与军事实力支撑，欧元很难在短期内形成真正的替代。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不想要“多一点独立性”：欧盟提出要通过新的支付工具、加强欧元在能源与大宗商品结算中的使用，以减少被美国“金融武器化”打击的风险。
在安全上，欧洲的现实困境是：短期内确实离不开美国。
俄乌战争已持续四年多，战线反复拉锯，和平迟迟难现，欧洲东部与北部国家对俄罗斯的担忧被战争进一步固化，这也为美国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加强军事存在提供了理由。
然而，长线看，欧洲人也很清楚，自己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不仅仅是军费，还有能源结构重塑、产业成本上升和对俄长期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彻底断裂。
那种“与美国站在一起就能既安全又繁荣”的旧有想象，正在被高气价与高利率下的实体经济痛苦一点点侵蚀。
再叠加2010年代欧债危机、难民潮、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冲击，欧洲社会普遍有一种“被折腾累了”的心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如果再强硬要求欧洲在对华政策上完全“选边站”，自然会遇到反弹。
一方面，美国智库不断强调，欧美需要在技术标准、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上对华采取一致行动，将“经济安全”视为共同目标。
另一方面，欧洲内部不同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差异很大，中东欧有立陶宛这类主张对华强硬、力推在5G等领域排除华为的国家，而德法等大国则更多强调“风险管控”，不愿意与中国全面脱钩。
美国在要求盟友配合围堵中国时，不得不在这些分歧中小心周旋，远不像当年动员欧洲对抗苏联那样“一声令下，众国齐上”。
04
现在视线转到中美。
2018年以来，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多线并发，美国试图复制冷战中“技术封锁+联盟围堵”的模式，但打在中国的身上，效果却没有当年对苏联那么“干脆利落”。
2018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大量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触发双方多轮报复性关税，供应链开始重构。
有研究通过对关税减免请愿与政治捐款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大企业通过对华盛顿的游说，在关税战中获得了明显优于小企业的待遇，这说明美国内部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有强大的牵制作用，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断“打补丁”和“开口子”。
换句话说，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和政治游说机制，使得对华“强硬”在落地时往往被利益集团软化，削弱了原本意图。
真正杀招，是科技战。
2022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推出一整套针对先进计算与半导体制造的对华出口管制，明确目标就是限制中国获取和开发高端芯片与相关制造设备的能力，以遏制其军事现代化与技术升级。
随后在2023年和后续的修订中，这套规则不断修补“漏洞”，将更多国家纳入管控范围，进一步压缩中国获得高端AI芯片和制造装备的渠道。
学界和智库普遍认为，这是美国对华技术竞争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一步，其目的不只是在某个具体领域上“卡脖子”，而是试图通过控制全球技术生态的“咽喉”，长期锁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然而，这套打法也遇到强烈反制。
2023年起，中国先后对镓、锗、石墨、锑等多种关键金属实施出口管制，理由是“国家安全与资源保护”。
2025年10月，中国又进一步扩大稀土及相关出口管制范围，增加了五种新的稀土元素，并对用于半导体等领域的用途进行更严格审查，市场普遍解读为对美国科技封锁的直接回击。
一个月后，在两国领导人于釜山会晤后，美方宣布对中国部分商品削减10%关税，中国则宣布暂时中止部分关键矿产与稀土的出口限制，双方达成有限度的“关税换矿产”的临时休战。
这一连串动作，被不少分析视为中美在高科技与资源领域进入“长期拉锯战”的信号：谁都无法一次性击倒对方，只能在相互钳制中寻找谈判筹码。
更让华盛顿感到复杂的，是盟友的态度。
荷兰的ASML是极紫外光刻机（EUV）的全球垄断供应商，在美国压力下，早已停止向中国出口高端设备，日本也在部分半导体材料上配合限制。
然而，欧洲整体在“去风险”与“脱钩”之间始终摇摆：一些国家在5G网络中陆续排除华为，但也有观点认为，完全排除中国技术会让欧洲自身在数字经济中更加依赖美国企业，导致另一种“不对称依赖”。
2025年，欧盟出台新的贸易与科技议程，强调“经济安全标准”的重要性，试图在追随美国围堵中国与维护自身对华经贸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华盛顿则不断施压要求欧洲给出更具体的“成果”。
这种“既想借力美国，又怕被美国拖进全面新冷战”的心理，在亚洲伙伴身上同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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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太地区，美国过去几年搭建了以AUKUS、QUAD、以及一系列双边安全合作为核心的对华“多维遏制”网络。
研究指出，从2019到2025年，美国在印太构建的是一种跨越军事、技术、经济和舆论的“多领域围堵”，试图通过联合军演、技术合作、供应链重组与规则制定，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
2024年的分析显示，美国在亚太安全合作上的进展明显大于经济合作，许多国家在欢迎美国安全存在的同时，对是否在经济上与中国“硬切割”保持高度谨慎。
一个典型案例是印度。
华盛顿与新德里的防务合作近年迅速升温，美国承诺扩大对印军售与联合生产，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斯特赖克”战车和P‑8I海上巡逻机等，双方还提出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5000亿美元的目标，并启动“TRUST”科技合作计划，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等领域。
这些动作在文本上都写满了“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潜台词。
然而，2025年有研究提出，美国越是把印度塑造成“前线国家”，反而可能在不经意间推动中印关系在某些议题上出现“缓和性接触”，因为新德里并不愿意完全变成华盛顿对华战略的棋子，而是在中美之间保持最大限度的战略自主。
东南亚国家更是把“对冲”发挥到极致。
它们接受美国的军援与海军存在，参与多边演习，又与中国在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上保持紧密联系。
美国智库承认，大多数印太国家在安全上欢迎美国，在经济上却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这使得美国很难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铁板一块”的对华统一战线。
与之相对，中国在过去几年持续推进“技术自主”与“产业链再主权化”，在高端制造、清洁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加大政策与投资力度，同时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金融合作。
研究指出，中国在把“足够好用”的技术嵌入大规模生产和基础设施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而美国则更擅长在基础创新与前沿研发上保持领先，这种结构性差异使得双方在全球南方展开了一场“应用场景”与“标准制定”的长期拉锯战。
有分析甚至直言，美国在“商业外交”上正在输给中国：北京通过国家协调与长期布局，在全球贸易与技术体系中逐步取代美国的影响力，华盛顿则因为过度关注短期效率与国内政治，错失了许多结构性机会。
06
把苏联、欧洲和中国放在一起看，美国所面对的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对手结构”。
苏联，是一个高度军事化、政治上脆弱、经济上单一依赖能源出口和军备生产的帝国，内部缺乏纠错机制。
在外部压力面前，其体制刚性与资源错配被迅速放大，最终演变成系统性崩溃。
美国通过代理人战争、军备竞赛和油价操作，把苏联最脆弱的几根弦按住，使其在内外夹击中解体。
欧洲，在安全上天然依赖美国，却又在经济与货币上具备一定“潜在挑战者”的身份。
美国通过北约东扩、伊拉克战争分化、监听事件和能源市场操作，把欧洲长期限定在“安全靠美国、经济被分散”的框架下。
俄乌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欧洲对美国的防务依赖，但同时也在欧洲内部催生出“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战略焦虑——安全上离不开，经济上却越来越难承受。
中国，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它不是那种一推就倒的脆弱帝国，也不是在安全上被美国“养大”的盟友。
它在经贸上深度嵌入全球体系，又是关键矿产与制造业供应链的重要节点；它在技术上还有明显短板，却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与市场规模来补课；它在政治上高度集权，却能以长期规划的方式推进技术与产业升级。
当美国试图用“芯片+联盟+制裁”那一套复制冷战剧本时，中国选择的是“以时间换空间”——在承受短期打击的同时，加快自主替代，并用自己的资源与市场反制对手。
2023到2025年的关键矿产管制与随后的“关税换矿产”休战，就是这一逻辑的典型案例。
更重要的是，中国身后站着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既希望从美国那里获得安全与技术，又指望从中国那里获得投资、基础设施与市场。
它们不愿意在美中之间做零和选择，而是试图两边都利用。
美国在构建对华遏制网时，不得不考虑这些国家的“不愿选边”的现实，这大大削弱了围堵的力度。
07
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对华政策频频“崴脚”，几乎是结构上注定的。
首先是情报与认知的误判。
华盛顿许多政策分析仍然习惯用“苏联式剧本”去套中国，以为只要在科技上卡几个“咽喉节点”，就能拖慢甚至打断对方的上升轨迹。
然而，中国早已不是靠单一产品或单一技术吃饭的经济体，而是在制造业体系、基础设施、应用场景和人才规模上形成了一种“整体韧性”。
芯片封锁固然能制造短期阵痛，却也在倒逼对方在设备、材料、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多个环节同时发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可以把被“卡脖子”的技术升级直接写入国家战略，用长期财政与政策倾斜来弥补市场短板，这一点，是苏联在1980年代难以做到的。
其次是盟友体系的“打折扣”。
美国可以相对轻松地要求欧洲在安全问题上服从指挥，但在经贸和技术问题上，欧洲有自己的算盘。
欧盟提出要与美国共建“经济安全标准”，在表面上响应了华盛顿的号召，在细则上却强调要保护自身产业利益，避免被美国的单边主义“二次伤害”。
在亚洲，印度、东南亚诸国更是公开声明“不选边”，既接受美国的军事合作，又继续加深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这使得美国很难在对华围堵上形成真正统一的行动矩阵。
再者是内外矛盾互相牵制。
美国国内党争极化，任何对华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都会受到选举周期、利益集团游说与舆论情绪的多重影响。
贸易战中的关税豁免、科技管制中对企业游说的妥协，都说明华盛顿很难执行一套“长期一致”的对华战略。
中国则可以通过体制内的集中决策，把对美反制与国内产业升级结合起来，用“组合拳”方式化解冲击，比如在稀土与关键金属上反制，同时推动新能源、半导体、大飞机等领域的国产替代。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中国并没有尝试像苏联那样去推翻整个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是在很多场合表现出“愿意在既有框架内争取更大空间”的姿态。
这意味着，美国要动用“全面对抗”的逻辑，在国内与国际上都面临更高的说服成本——你说要“遏制一个试图推翻现有秩序的挑战者”，可对方在不少问题上依然是你体系里的“重要玩家”；你说要“脱钩”，但太多跨国企业、金融市场和产业链在短期内根本承受不起这种断裂。
这种“要打又不甘心不打”的犹豫，正是“频频崴脚”的深层来源。
08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这场博弈的本质，不是要不要与美国“决一死战”，而是在一个仍然由美国主导、但已逐渐多极化的世界中，为自己争取长期发展空间和战略主动权。
历史上，中国在冷战后长期保持“低姿态”，在经济上融入全球体系，在安全上避免直接对抗。
这种策略为中国赢得了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期。
然而，当中国逐步接近全球技术前沿、在5G、新能源、造船等领域形成一定优势时，美国感知到自己在“规则制定权”与“技术制高点”上的支配地位受到挑战，于是开始从“接触+融合”转向“竞争+围堵”。
面对这种转变，中国的应对方式是“多线并进”：在外交上，尽量稳住周边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避免自己被孤立；在经济上，强化国内大循环，扩大内需市场，减少对外部需求过度依赖；在技术上，把“卡脖子”领域一一列出，通过国家与市场双轮驱动去攻关；在资源上，利用自身在稀土、关键矿产与部分中间品上的优势，把反制工具嵌入到对外政策工具箱里。
2025年前后的一系列矿产管制与随后的休战安排，体现出一种“边打边谈”的思路：在底线问题上不让步，在可控范围内争取回旋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欧洲与全球南方寻找新的平衡点。
在欧洲，一方面正视某些国家对华安全顾虑上升的现实，另一方面继续强调经贸合作与气候治理的共同利益，避免把自己推向欧洲的对立面。
在能源与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中国与欧洲仍有较大合作空间，这为中国在面对美国压力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战略缓冲。
在全球南方，中国通过共建项目、融资机制与贸易安排，深化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既是中国商品与工程的市场，也是未来国际秩序演进中不可忽视的变量。
09
再往后推演几年，中美关系大概率不会是简单的“全面新冷战”，也不会回到2010年之前的“接触黄金期”，更可能呈现一种“高强度摩擦+局部合作”的长期拉锯状态。
科技领域的竞争会继续升温，芯片、人工智能、量子、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都将是争夺焦点。
联盟与阵营会更加碎片化，美国会试图把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经济安全网络”，但多数国家仍会在中美之间保持某种形式的双向接触。
欧洲的走向，将是影响这一格局的重要变量。
如果欧洲在能源与防务上逐步形成更强的自主性，未来可能会在中美之间扮演更具独立性的角色：在某些议题上与美国更接近，在另一些议题上则与中国保持务实合作。
这种“摇摆而不选边”的姿态，或许正是未来多极世界的一种常态。
欧洲内部关于欧元挑战美元、数字主权与防务自主的讨论，即便短期内难以改变权力格局，却在不断试探美国主导体系的边界。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遭受巨大消耗，国力被严重拖累，对欧能源影响力急剧下降，这反过来加强了中国在中俄关系中的相对优势。
一种被不断提及的观点是，莫斯科在政治与经济上更加依赖北京，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但也带来了如何在战后秩序中平衡与俄关系与对欧关系的复杂课题。
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如何一次性“赢过”美国，而是如何在长期高强度的外部压力下，保持内部结构的稳定与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苏联的教训在于：过度军备、民生滞后、体制僵化，最后在多重压力下自我解体。
欧洲的经验显示：如果你在安全上过度依赖一个外部力量，在经济上又缺乏足够的战略自主，那么在关键时刻很容易被对方的决策节奏牵着走。
中国的机会在于：它既不像苏联那样与全球经济隔绝，也不像欧洲那样在安全上外包给他人，这种“中间位置”在眼下看来是负担，但或许也是未来全球秩序重构中的重要资产。
10
如果把整个二战后以来的国际格局看作一场多轮棋局，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确实表现出了极强的“转圜能力”：先是通过对苏组合拳完成冷战后单极时刻，再通过北约东扩与金融货币优势稳住欧洲，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以市场与自由秩序为名的规则体系。
然而，每一次胜利都在悄然改变对手的结构和自身的处境：苏联倒了，但留下的权力真空和民族问题继续反噬欧亚安全；欧洲稳住了，但内部自主诉求与对美不满在慢慢积攒；中国崛起了，却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新类型玩家，在经贸与科技上与美国高度互联，又在政治与战略上保持高度自主。
对华盛顿来说，真正难的不是在某一个回合里占上风，而是如何接受一个事实：再精细的棋盘，也不可能只有赢家没有代价。
芯片封锁可能暂时拖慢对手，却也推动对方加速自主替代；联盟围堵可以在局部形成压力，却很难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行动；能源与金融武器在短期内效果明显，却会长期削弱伙伴对你“规则可信度”的信任。
当所有这些工具在同一时间对不同目标使用时，彼此间的矛盾与反噬就会不断显现：“频频崴脚”于是成为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
对世界来说，更重要的或许不是谁在某个回合里“赢”了，而是这场多线博弈会不会把整个体系拖向失控。
核军控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26年2月，美俄之间最后一份战略性核武器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正式到期，华盛顿方面表示希望达成“更好”的协议，并把中国纳入新的多边框架，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在北京和莫斯科关切的议题上做出让步，这对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来说都是政治上的艰难选择。
在技术竞争加剧、安全互信下降的背景下，核军控与军备管理正在进入一个“规则真空期”，其潜在风险远超某一方在某个贸易战回合里的得失。
站在更长的历史尺度上，人类文明每次走到技术与权力结构的大转换节点，都伴随着摩擦、试探甚至冲突。
今天的中美博弈，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转换的一部分。
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转换发生在一个高度互联的全球化体系内部，没有哪一方可以完全“抽身而出”，也没有哪一方能单方面书写游戏规则。
这种结构上的相互依赖与战略上的相互猜疑，正是当下局面最核心的张力所在。
美国曾搞垮苏联，曾深度牵制欧洲，但面对一个既嵌入体系、又自主到难以被边缘化的中国，旧那一套打法注定要不断调整、反复试错。
中国则在一次次外部压力中被迫加快自我重塑，在痛苦中寻找新的平衡点。
对于经历过大起大落、见过太多兴衰更替的一代人来说，这或许并不是什么陌生故事：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谁在某一刻占了上风，而是谁在漫长的拉锯中没有被对手拖垮，也没有在压力下扭曲自己最核心的生存逻辑。
在这场远未到终局的棋局里，每一次“崴脚”，或许都是在提醒：历史从不会简单重复，却总是喜欢在相似的结构里上演全新的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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